■ 深圳特區報記者 鄧輝林 姚龍華 文/圖
提要：
雖然頂著“國內康德研究第一人”的耀眼光環，但是現實中的鄧曉芒卻十分低調。他自稱“我的生活都是理性安排的”。論戰中的君子之風，對現實問題的關切，生活作息的規律，都透露出其強大的理性思維。同時，他對生活充滿熱情，并稱對哲學的興趣就是“對任何東西都感興趣”。愛文學，愛家人，愛鍛煉，一度還癡迷于雕塑與美術，他的生活熱情與冷靜外表形成鮮明反差，正如朝陽，光芒鮮亮卻保有一份清涼。
鄧曉芒有著超越常人的理性思維，在他看來，未經反思與理性安排的生活是難以忍受的。他最樂意干的事情是在自家書房里看書、做研究、寫文章，不愿意一天到晚在外“瞎折騰”，甚至連辦公室都很少光顧，更別說隔三差五出遠門了。因此，如果不是心懷“傳道、授業、解惑”的責任擔當，沒有老友與學生三番五次的盛情邀約，他大概也不會有最近這一次華南師范大學與暨南大學的講座之行，我們也將失去一次與他親密接觸的良機了。
那一天，雨從深圳一直下到了廣州。一大早，當我們一路狂奔前往赴約時，鄧曉芒已經在華南師范大學校方安排的賓館房間里忙活開了，運氣調息，為當天的采訪與在暨南大學的講座儲備能量。門鈴響，房門開，映入眼簾的是鄧曉芒那張熱情洋溢的笑臉。房間里陳設很簡單，房間里的人也單純，幾句簡短的問候便拉近了彼此之間的距離。在近一個半小時的對談中，鄧曉芒如“竹筒倒豆子”一般坦率，將他的人生經歷與幕后花絮娓娓道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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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正的哲學是拿命活出來的
鄧曉芒認為，一切學習都是自學。對一個人來說，主要的學習經歷不是在學校，而是自學。雖然鄧曉芒出身書香門第，其父曾擔任《新湖南報》社長，但是他坦言父親對他學習哲學幾乎沒有什么影響。自學，為鄧曉芒深涉哲學領域鋪上了厚實的路基。
1964年，鄧曉芒下鄉了。他是和學校其他同學一起報的名，臨出發前還戴上了大紅花。此前他正在長沙三中——今天明德中學的前身——就讀。學校的學習中斷了。
下鄉第一站在湖南省江永縣農村。到了那里，沉重的農業勞動和學習農活占據了他幾乎所有的時間，根本沒有時間看書。兩年后，文革之風吹到了江永縣城，知青們又奮不顧身地投入了運動。1968年是知青們徹底放松的一年，大家都喪失了理想，感到茫然。知青點里有一個朋友張某，不愛出工，也不想著賺錢，頭發留得長長的，平時在山上、樹林里、知青點到處閑逛，餓了就去別人那里蹭飯吃。張某平時愛和周圍人談論哲學，說得頭頭是道，讓鄧曉芒很是崇拜。“一個人如果從小任何人都不曾崇拜過，那他是不幸的；但更其不幸的是，他一輩子也不敢超越他所崇拜的人。”說到張某對自己的“啟蒙”，他至今依然心懷感激。
江永縣那一批知青中有幾個人開始學習、研究哲學，就是在張某的影響之下開展起來的，鄧曉芒即是其中之一。當時能看到的哲學書很少，知青組里只有幾本磚頭厚的馬列主義方面的理論著作，鄧曉芒挑了其中一本最薄的，即列寧的《共產主義運動中的“左派”幼稚病》，開始認真地讀起來，用分析文章段落大意、中心思想的笨辦法，一段一段地去啃。他在下鄉期間的日記中寫到：“要磨練自己的思想。”強烈的思想自覺迸發著他自學的激情，推動著他走向學術生涯。
鄧曉芒說，那時候沒想著準備什么考試，純粹憑著興趣閱讀，倒更能讀得深、想得透。“我學哲學決不是為了要成才，而是為了自己的興趣。”正因為純粹出于個人興趣，他的整個自學經歷都充滿了樂趣。不管現實條件多么艱苦，他都沒有一點勉為其難或臥薪嘗膽、苦修苦煉的感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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