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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年10月31日，郭初陽老師在“親近母語”兒童教育論壇上公開課：《鞋匠的兒子》。 （南方周末資料圖/圖）
編者按：從高考到錄取，從大學去行政化到教育家辦學，從教育財政投入到教育平權，各種宏觀的教育改革討論，已經很多。但對中小學尤其兒童教育的關注，在公共媒體上呈現得很少。這絲毫也不意味著中小學教育就沒有高等教育重要，恰恰相反，如果中小學不能讓孩子們葆有善良，懂得敬畏，養成強烈的好奇心和廣泛的探索興趣，在自我、經典與世界之間形成活潑潑的基本關系，大學階段的教育，很可能已經太遲了。2014年10月31日到11月2日，南京，親近母語研究院主辦了一場“體制內外、課堂內外的語文對話”。對兒童母語教育做了深入探討。版面所限，我們只能呈現部分內容，供關心中小學教育的讀者參考。
母語教育可分解為四個層面的目標：一是讓孩子們具有成為一個現代公民所必需的聽、說、讀、寫能力。在此基礎上，語文教育還應是一個民族語言文學的教育，培養未來公民的心性、情感、想象力。其三，還應包括民族語言文化的傳承；以及第四，文化中內含的生命智慧，民族的價值觀、思維方式、審美意趣等。
打手電在被窩里讀的才是好教材
“歡迎教材主編張慶、朱家瓏公開回答。”
給孩子們的公開課結束后，杭州越讀館語文教師郭初陽面對臺下六百多名體制內外的語文老師，對《鞋匠的兒子》一文里的插圖提出疑問：是不是把一張“9·11”后反恐時用的圖，用作了林肯總統演講時的圖？
這已不是他第一次在公開場合對小學語文教材提出質疑。早在2009年7月，“親近母語”創始人徐冬梅就與郭初陽、特級教師李慶明等組織了一場針對小學語文教材的大討論，兩天半討論的成果之一，是出版了一本《小學語文教材七人談》。
在這本書里，徐冬梅認為小學語文教材的主要問題，仍是從學拼音、字、詞、語法等出發，“科學主義、工具主義占主導”。郭初陽提出，一本能讓小孩子愿意打起手電在被窩里偷偷讀的教材，才是好教材。
這樣的教材，內容主要應是童謠、童詩、故事、童話、神話等。如中國海洋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所長朱自強所言：兒童上小學前已聽了很多故事，從學前階段到小學階段，教育不能脫節，要利用學前的根基，“就是小學語文教育要兒童文學化”。
現在流行的人教版、蘇教版、北師大版都遠沒有達到這個標準。郭初陽、蔡朝陽、呂棟幾位70后一線語文老師概括出三套語文教材的四大缺失：
第一，經典的缺失。缺少好文本，即使來自經典，也多被改編得面目全非；第二，兒童視角的缺失。“大部分都重在說教，極少有真正符合童心，富有童趣的”；第三，快樂的缺失；第四，事實的缺失。比如，幾個版本的二年級下冊都有的“愛迪生用智慧救母親”的故事，經考證，是虛假的。
與對小學語文教材的這種批判呼應，2012年，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一套“民國老課本”。這套課本，是1902年由當時的商務印書館編印出版的第一套近代成功的新式教科書。此次出版，編選者將其分為啟蒙、常識、歌謠、修身、故事、童趣六大類。看分類即可知，與現行語文教材的編選思路差別巨大。
譬如啟蒙卷第一課，是一個碩大的“人”字。不是人世間孤零零的一個人，而是配了一幅大人們穿著長衣短褂的家庭圖：有爺爺奶奶，有父母，有兄弟姐妹。
再如《晨起》課，簡單十余字：晨起，見父母，問安。兄弟姊妹，相見，問好。人文精神植根于家庭的孝悌和禮節，正是中國人最基礎的生活形式。
冉云飛一直研究廢科舉以來的語文教材，他有段話總結20世紀上半葉的語文教材編纂情況：
教材的編寫真可謂“百花齊放、百家爭鳴”，各大出版社如中華書局、商務印書館、開明書店、世界書局、北新書局等爭相延請諸如蔡元培、張元濟、陸費逵、舒新城、葉圣陶、夏丏尊、朱自清、豐子愷、傅葆琛、陶行知、陳鶴琴、張雪門、趙景深、姜亮夫、蔣伯潛、蔣維喬、莊因等名家編纂教材，其競爭之激烈，有目共睹。由于大學是自行招考，故不需要全國統一教材，因此，教材的編輯出版充滿活力，老師甚至學生成為教材是否暢銷的終極裁判。
徐冬梅在2003年創辦了“親近母語”研究院，研發適合兒童閱讀的經典文本，如誦讀教材：《日有所誦》；文學教材：《我的母語課》；寫作教材：《我的寫作課》等系列，并將這些文本課程化。
但目前的語文課程標準中依舊提“課外閱讀”，徐冬梅說：“我不同意這個概念。閱讀必須進課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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